命运即选择，权利即责任，任何人的命运都应该尊重，只要他的选择不侵害他人，他必须也必然承受自己所做选择的结果，避无可避。 普通人确实对形势的反馈滞后，不滞后不可能，但可以通过试错法减少滞后，趋势交易就是这种思路，在苗头初期介入，形势与尝试方向一致就跟随，不一致则止损。

### 欧元区：道德风险的泥潭 作者：菲利普·巴古斯 日期：2012年4月17日 欧洲政客们仍在试图挽救欧元计划。他们制定了规模愈发庞大的救助方案，与此同时，一个经济政府可能即将成立，各国或许会放弃部分主权。欧洲货币联盟乃至欧盟的性质可能会发生永久性改变。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欧洲货币联盟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留在该体系内的成本与风险已然巨大，且持续上升。 欧元的设计缺陷 在欧元区，财政独立的主权国家政府与单一（中央）银行体系共存。这种架构十分特殊，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政府会对应一套属于自己的银行体系。 各国政府可通过银行体系和货币创造为其赤字融资。当政府支出超过税收收入时，通常会发行国债。金融体系会通过创造新货币的方式购买相当一部分国债，银行之所以愿意购买，是因为这些国债可用作向欧洲中央银行（更准确地说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申请新贷款的抵押品。 新货币会流向那些通过间接方式将赤字货币化的政府。这种间接货币化的成本以购买力下降（即通胀）的形式，由所有货币使用者承担。若一个中央银行体系对应一个政府，那么赤字货币化的成本将由整个国家承担。但在欧元区，多个政府各自拥有独立预算，情况则有所不同。 试想，除一个政府外，其他所有政府都实现了预算平衡。那么这个存在赤字的政府就可以通过推高物价的方式，将部分赤字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这种货币再分配机制，正是欧盟内部已然存在的转移联盟。 像希腊这样赤字高企的政府，会发行国债，而银行体系会购买这些国债并将其货币化。这会导致整个货币联盟内的物价呈现上涨趋势。一个政府的赤字相对于其他国家越高，就越能有效地将自身赤字成本外部化。这种架构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因为各国政府都有动机维持比其他欧元区国家更高的赤字。 旨在遏制这种激励机制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彻底失败，原因在于是否对违规政府实施制裁，决定权掌握在政府自身手中。 这种糟糕的架构会产生一种后果：它使各国政府能够长期维持缺乏竞争力的经济结构，例如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庞大的福利体系以及臃肿的公共部门。由此，该体系导致了近期主权债务危机中典型的过度负债和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而多次主权债务危机反过来又引发了权力向布鲁塞尔集中的趋势，并催生了新的救助基金。换言之，货币转移联盟引发了普遍性的主权债务危机，如今正将我们推向一个更为明确的转移联盟。可能成立的欧洲经济政府或通过欧元债券进行的转移支付，都只是欧元制度架构中潜在且危险的货币转移联盟所产生的结果。 救助前的再分配：利率与货币流动 欧元体系的一项重要成本体现在其架构所隐含的再分配效应上。这种再分配使部分国家受益，却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2010年救助计划实施前的再分配，主要源于利率调整和货币创造。 早在欧元启用之前，财政状况不负责任的政府就得益于财政状况稳健国家的隐性担保，其利率降至与德国相当的水平。 > 德国、希腊、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三个月期利率（1987-1998年）来源：欧盟统计局 边缘国家利率下降的另一个因素是利率中的通胀溢价降低。通胀溢价之所以下降，是因为通胀预期有所减弱，当时欧洲央行被认为会效仿德国联邦银行的行事风格。 这些较低的利率使各国能够维持赤字并累积更多公共债务。相较于没有德国等国家隐性担保的情况，它们能够累积的债务规模要大得多。 较低的利率，再加上欧洲央行推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边缘国家的经济出现扭曲。希腊政府利用低利率建造了一座公共冒险公园；意大利推迟了必要的私有化进程；西班牙扩大了公共部门规模，并催生了房地产泡沫；爱尔兰则在房地产泡沫之外，又形成了金融泡沫。这些扭曲现象部分源于欧洲货币联盟的利率趋同以及欧洲央行的扩张性政策。自然，与这些国家泡沫经济相关的人群（如公职人员和建筑工人）从中受益。然而，由于公共部门扩张、私营部门萎缩，再加上建筑业的不当投资，普通民众整体遭受了损失。 当边缘国家的私人和公共债务人借助欧元享受到较低利率时，必然有人为此付出代价。这种隐性救助担保由德国等生产力更高的国家提供。由于这项担保，德国政府不得不支付比原本更高的边际利率。 总而言之，在这个号称"团结"的欧洲货币联盟中，利率趋同导致了再分配现象的出现。不负责任的政府以牺牲负责任政府的利益为代价从中获利。 不负责任的政府还通过另一种方式受益，即不平等的货币创造。如果一个国家的公共赤字高于其他国家，那么该国整体可能会从中获益。其政府发行的国债会被银行购买，而银行可将这些国债用作向欧洲央行申请贷款的抵押品，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首批获得新货币的人会以牺牲后续获得者的利益从中受益。以希腊为例：欧洲央行接受希腊国债作为贷款抵押品，欧洲的银行可以购买希腊国债，并利用这些国债以较低的利率从欧洲央行获得贷款。 银行之所以愿意购买希腊国债，是因为它们知道欧洲央行会接受这些国债作为新贷款的抵押品。由于向欧洲央行支付的利率低于从希腊获得的利息，因此市场对希腊国债存在需求。如果欧洲央行不接受希腊国债作为贷款抵押品，希腊原本需要支付的利率会高得多。因此，长期以来，希腊一直在接受欧洲货币联盟其他国家的救助或支持。[^1] 相关成本部分转嫁给了其他欧洲货币联盟国家。欧洲央行通过接受希腊国债作为抵押品，实际上创造了新的欧元。希腊的债务被货币化，希腊政府将通过发行国债获得的资金用于争取民众的支持。随着希腊国内物价上涨，货币流向其他国家，推动了整个欧洲货币联盟的物价上涨。在其他国家，人们发现自己的购买成本上涨速度超过了收入增长速度。这是一种有利于希腊的再分配，希腊政府通过持续从欧洲其他地区转移购买力来获得救助。 政府规模扩大的趋势 赤字增加的激励机制还会产生次要影响。传统上财政状况较为不负责任的政府，将欧洲货币联盟视为通过扩大赤字获利的机会。通过维持赤字，它们可以赢得选票并扩大国家权力。较低的利率和货币创造都对这些国家有利。同样，负责任国家的激励机制也变成了增加支出。既然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可以通过扩大赤字，从货币再分配中获利，那么负责任的国家为何还要削减公共支出来成全它们呢？随着各国政府增加支出，国家规模不断扩大。 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更多资源从私营部门流向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的资源原本用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公共部门的资源则服务于政客的目标。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生产力下降，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因此低于原本应有的水平。 公开救助、补贴与转移支付 欧元体系的激励机制导致赤字过高和债务不断增加。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市场参与者开始怀疑财政状况稳健的政府和欧洲央行是否会救助陷入困境的政府。由于银行救助和公共支出增加，2008年和2009年各国的赤字和债务急剧上升。德国真的有能力且愿意支持边缘国家政府吗？ 边缘国家国债收益率不断上升、财政状况难以持续，再加上救助承诺不明确，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对希腊的第一轮（1100亿欧元）和第二轮（1300亿欧元）救助，以及对爱尔兰（850亿欧元）和葡萄牙（780亿欧元）的救助。这些救助的总金额高达4130亿欧元。最终的损失将由财政状况稳健国家的纳税人承担。[^2] 除了这些救助计划外，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也已成立，其规模计划杠杆化至超过1万亿欧元。德国承担的担保金额为2110亿欧元。如果其他提供担保的国家陷入财政困境，德国承担的份额将会增加。 事实上，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规模是不够的。要有效担保所有边缘国家的债务，该基金的规模需要增加到1.45万亿欧元。[^3]伯恩斯坦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意大利和其他边缘国家的担保毫无价值，德国将不得不承担7900亿欧元的担保，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2%。如果法国失去AAA评级，德国承担的份额将上升至1.385万亿欧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6%（人均近1.7万欧元）。 此外，纳税人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参与间接承担责任。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实施的救助计划也可能给纳税人带来损失。截至2011年11月初，欧洲央行以不断加快的速度购买了超过1830亿欧元的边缘国家国债。对于任何可能出现的损失，德国需承担27%的份额。[^4] 不仅如此，欧洲央行还接受边缘国家的国债作为抵押品。如果一个国家政府违约，很可能会拖垮大量购买了该国国债的国内银行体系，而银行体系进而将无法偿还欧洲央行的贷款。届时，欧洲央行将被迫持有这些违约的国债抵押品。智库"开放欧洲"的拉乌尔·鲁帕雷尔和马茨·佩尔松在2011年6月计算得出，希腊违约（债务重组50%）将给欧洲央行造成445亿至650亿欧元的损失。自2011年6月以来，这一数字一直在上升，未来还会继续增加。边缘国家政府持续维持（巨额）赤字，欧洲央行购买更多国债，边缘国家银行也增加了向欧洲央行的再融资规模。[^5] TARGET2系统也在为边缘国家提供支持。欧元体系及其各国中央银行内部设有信贷和借记账户，这些账户不会进行净额结算。2010年10月底，德国联邦银行拥有3260亿欧元的债权，而边缘国家则背负3350亿欧元的债务（辛恩和沃尔默斯豪泽，2011年，第5页）。到2012年3月，德国联邦银行的债权已大幅上升至6160亿欧元。 TARGET2系统的运作方式如下：假设一位希腊储户将其资金从希腊银行转移到德国银行。由此，德国银行减少了向德国联邦银行的再融资，而希腊银行则增加了向希腊银行的再融资。 德国联邦银行获得对欧元体系的债权，希腊银行则承担对欧元体系的债务。从理论上讲，这些债权本可以通过资产转移（例如希腊银行将黄金转移给德国联邦银行）进行净额结算。但在欧元体系内，这些债权从未得到偿付，余额不断累积。当希腊银行最终违约时，损失将由欧元体系内的所有中央银行共同承担，并最终由纳税人承受。 物价通胀的趋势 欧元体系容易出现物价通胀，这对所有货币使用者都不利。如前所述，欧元体系会刺激赤字和债务累积。这些债务和赤字中，至少有一部分很可能通过货币创造来偿还。为了支持欧元计划，欧洲央行的政策一直具有很强的通胀性。 以下措施体现了欧洲央行的通胀立场： - 自2008年以来，欧洲央行向银行提供无限流动性。只要银行提供新的希腊国债作为抵押品，欧洲央行就会提供更多基础货币。 - 欧洲央行降低了抵押品标准。即便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国债被评为垃圾级，仍会被接受作为抵押品。支撑货币的资产质量因此下降。[^6] - 欧洲央行直接购买了2200亿欧元的国债。 - 为了挽救欧元计划，欧洲央行将利率维持在人为设定的低水平。利率上升可能导致边缘国家的私人和公共部门违约。尽管物价通胀率约为3%，超过了其自行设定的2%的上限，但欧洲央行仍在2011年11月初和12月初将利率降至历史低位。 因此，欧元区的物价高于原本应有的水平。救助成本可能无法完全通过提高税收来支付，部分还将通过货币创造来承担。假设德国因向希腊政府提供贷款而遭受100亿欧元的损失，德国政府会因此增加100亿欧元的税收或削减100亿欧元的支出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更有可能的是，德国政府会通过银行体系增加债务融资，从而增加货币供应量。随着欧洲货币联盟各国的债务不断攀升，通胀压力也在持续加大。在欧元体系内，各国都无法逃脱这一困境。 权力集中与自由的丧失 欧洲货币联盟本身存在权力集中的倾向，这种倾向可能会影响整个欧盟。如前所述，尤其是那些有望获得救助的小国，存在扩大赤字的激励。债务累积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而这场危机反过来已被并可能继续被用于权力集中。救助计划和救助基金需要新的中央机构。为了管理和预防未来的债务危机，一些政客呼吁成立经济政府。各国为了获得救助，预计将放弃部分主权，让渡权力给欧洲机构。[^7]事实上，波特（2010年，第13页）认为，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包括协调税收、开征"联邦"税，以及将欧洲央行与各国中央银行完全合并，朝着政治联盟迈出一步。同样，迪奥、多诺万和哈斯韦（2011年）将某种形式的"财政联盟"视为解决欧元危机的方案。 财政政策的集中化给欧元区成员国带来了重大风险，它们将失去部分主权。集中化意味着财政政策需要一定程度的协调统一。有人可能认为，在这种协调统一过程中，紧缩措施将占据主导地位。鉴于德国目前仍具有主导影响力，初期可能确实如此。然而，德国的影响力很可能会遭遇其在欧洲央行内部所面临的同样命运。欧洲央行原本被认为倾向于"稳健货币"，并以德国联邦银行为蓝本。同样，新的经济政府可能也会以财政状况稳健的德国为模板。但就像在欧洲央行理事会中一样，德国及其盟友最终可能会处于少数派地位。[^8] 在爱尔兰救助案中，欧洲协调统一的重要方面已经显现出来。尼古拉·萨科齐等欧洲政客向爱尔兰施压，要求其提高企业税。双方的交易是：以提高税收换取救助。尽管面临压力，爱尔兰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一要求。 最后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财政协调统一会消除竞争。目前在欧洲，各国为了吸引公民、企业和投资，仍存在税收竞争。[^9]各国不能过度提高税收，因为人员和资本可以轻易转移到其他欧盟国家。通过迁徙（离开税收负担较高的国家）来表达不满的权利，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欧洲货币联盟正朝着权力集中和建立经济政府的方向发展，这将消除税收竞争，并增加迁徙的成本。一旦实现协调统一，税收和监管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因此，留在欧洲货币联盟将给个人自由带来重大风险——而个人自由或许是欧洲最重要的价值。 国家间冲突的威胁 欧洲货币联盟引发了原本和平合作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再分配向来是社会压力的潜在根源。欧元体系内的货币再分配并未被大多数民众所了解，因此没有引发冲突。但由欧元体系架构所引发的救助计划、救助基金以及欧洲央行的干预，使国家间的再分配变得更加明显。 德国人不愿意为希腊的福利体系买单。在德国媒体上，希腊人被称为"骗子"和"懒人"。反过来，希腊媒体则要求德国支付二战赔款。德国人不愿为边缘国家埋单，而边缘国家的民众则将紧缩措施归咎于德国人。他们认为这些不受欢迎的措施是在外国（德国）的压力下强加给他们的。在欧洲货币联盟内部，这些矛盾和冲突将继续存在，且可能会加剧。留在欧洲货币联盟意味着要在这样的氛围中生存，并面临冲突升级的风险。 毫不夸张地说，欧元体系的成本十分高昂。这些成本包括：具有通胀性且自我毁灭的货币体系、对政府的不当支持、不断扩大的福利国家、日益下降的竞争力、救助计划、补贴、转移支付、道德风险、国家间的冲突、权力集中，以及总体上个人自由的丧失。此外，这些成本和风险还在日复一日地上升。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欧元计划并不值得挽救，它越早终结越好。我们有其他选择，回归金本位等稳健的货币体系，将有助于提升欧洲的责任感、促进和谐，并推动财富创造。

### 欧元的道德风险 作者： 德索托 来源： 《欧元的悲剧》（2010年版）的序言 我非常荣幸能为我的同事菲利普·巴古斯的这本书作序——他是我最杰出、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这本书极具现实意义，揭示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干预主义架构如何酿成灾难。 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是欧洲银行体系信贷扩张的直接结果。21世纪初，信贷扩张在欧洲货币联盟的边缘国家尤为显著，比如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信贷扩张叠加通胀预期下降与风险溢价走低，使得利率大幅下调。通胀预期的急剧下降源于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其模式借鉴了德国联邦银行）所享有的声誉；而风险溢价的人为降低，则是因为市场预期强国会为这些国家提供支持。这一切催生了一场人为的经济繁荣，西班牙等国还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等资产价格泡沫。新创造的货币主要流入边缘国家，为过度消费和不当投资提供了资金，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过度扩张的汽车行业和建筑行业。与此同时，信贷扩张也为不可持续的福利国家的维持与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 2007年，由信贷扩张（而非真实储蓄）支撑的人为繁荣开始显现其逆转的微观经济效应。大宗商品等生产资料价格以及工资水平上涨，通胀压力迫使各国央行收紧扩张性政策，利率也随之攀升。最终，消费品价格相对于原始生产要素的价格开始上涨。越来越明显的是，许多投资因缺乏真实储蓄的支撑而难以持续，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建筑行业。由于抵押贷款被证券化后直接或间接进入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金融部门面临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最终导致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倒闭，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全面恐慌。 遗憾的是，各国政府并未让市场力量自行调节，反而对必要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干预。正是这种不当干预，不仅阻碍了更快、更彻底的经济复苏，还引发了2010年春季的主权债务危机这一副效应。政府试图扶持过度扩张的行业，为此增加了支出：为扶持汽车行业提供新车购买补贴，启动公共工程以支持建筑行业以及为这些行业提供贷款的银行业。 此外，政府还通过为金融机构的负债提供担保、将银行国有化、购买银行资产或部分股权等方式直接为金融部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受监管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失业率飙升，政府的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收入大幅下降，失业补贴支出却不断增加。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建筑和汽车制造等行业的企业税被人为推高，而此时几乎已完全化为乌有。收入下降而支出增加，直接导致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因应对这场由非真实储蓄支撑的繁荣所引发的危机而激增。 西班牙的案例颇具代表性。西班牙政府为在信贷扩张繁荣期大幅扩张的汽车行业、建筑行业和银行业提供补贴。与此同时，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导致官方失业率攀升至20%。由此产生的公共赤字开始引发市场和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担忧，最终迫使西班牙政府宣布了一些温和的紧缩措施，以便能够继续借贷。 在这方面，单一货币展现出了其"优势"之一。如果没有欧元，西班牙政府几乎肯定会像1993年那样让货币贬值，通过印钞来减少赤字。这将引发价格结构的剧烈变动，进口价格飙升会直接导致西班牙民众陷入贫困。此外，通过货币贬值，政府无需进行任何结构性改革就能继续维持支出。而有了欧元，西班牙（或其他任何陷入困境的国家）无法直接通过货币贬值或印钞来偿还债务。如今，在欧盟委员会以及德国等成员国的压力下，这些国家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并进行一些结构性改革。因此，菲利普·巴古斯在本书中提到的第二种未来情景有可能成为现实：《稳定与增长公约》可能会被改革并强制执行。其结果是，欧洲货币联盟各国政府将不得不继续加大紧缩力度并推进结构性改革，以遵守该公约。在德国等保守派国家的压力下，整个欧洲货币联盟将遵循削减支出的传统危机应对政策。 与欧洲货币联盟不同，美国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衰退应对方案。凯恩斯主义认为，危机期间政府必须通过增加支出来弥补"总需求"的下降。因此，美国推行赤字支出和极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启动"经济。或许欧元带来的一个有益影响是推动整个欧洲货币联盟走上了紧缩之路。事实上，我此前曾主张，单一货币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因为它固定了欧洲的汇率，从而终结了货币民族主义以及政府（尤其是在危机时期）操纵的浮动法定汇率所带来的混乱。 我的好友兼同事菲利普·巴古斯从学生时代起就对我对欧元的这一相对积极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正确地指出了货币竞争的优势。他的著作《欧元的悲剧》可以被视为对其反欧元论点的详细阐述。虽然从理论上讲，单一货币消除了欧洲的货币民族主义，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单一货币究竟有多稳定？ 巴古斯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这也是本书的两大主要成就和贡献：对欧元起源的历史分析，以及对欧元体系运作机制的理论分析。两种分析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在历史分析部分，巴古斯探讨了欧元和欧洲央行的起源。他揭示了各国政府、政客和银行家的利益诉求，其研究方式类似于默里·罗斯巴德在《反对美联储》一书中对美联储起源的分析。事实上，这本书也可以类似地命名为《反对欧洲央行》。 考量到推动欧元出台的政治利益、动态和背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欧元实际上可能是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它朝着一种泛欧通胀型法定货币迈进，旨在摆脱此前货币竞争和德国联邦银行保守货币政策所施加的限制。巴古斯的理论分析更清晰地揭示了欧元体系的通胀目的和架构。欧元体系被揭露为一个自我毁灭的体系，它导致欧洲货币联盟内部出现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并诱使各国政府利用欧洲央行来为其赤字融资。他指出，我曾应用于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公地悲剧"概念，同样适用于欧元体系——欧洲各国政府都可能利用这一单一货币的价值。 我很高兴米塞斯研究所能将这本书公之于众。欧洲乃至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人们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机构运作方式的理解。这本书为人们理解欧元的历史及其不正当的制度架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希望它能帮助扭转局势，推动欧洲乃至全球建立健全的货币体系。

柯林·伍德说，一切历史都是观念史。 我们学的历史基本上都是王侯将相视角作为史观的，绝大多数人如果穿越到那些历史大时代，也就是给那些伤亡数字凑个数而已。 用豆包给我提炼文章，弄一半触发G点罢工了😇，发个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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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惨案始末——《牺牲者》节选

社会主义有两种实现模式。 第一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列宁型的或俄国型的）是纯官僚的。所有工厂、商店和农场都被正式地国有化；它们皆为政府的部门，由政府公务员来运作。生产机构的每一个单位，与高级中央组织的关系，如同一个地方邮局与邮政总局的关系一般。 第二种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兴登堡型的或德国型的），名义上似乎保留了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也保留了市场、物价、工资和利率的外观。但不再有企业家，只有一些商号的经理（即纳粹立法中的“Betriebsfuhrer”）。这些经理在受托管理企业时的行为是工具型的；他们也做买卖、雇佣和解聘员工、给员工发薪水、借债付息，乃至做抵押。但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政府上级管理机构的命令。这一管理机构（在纳粹德国时叫做“Reichswirtschaftsministerium”）告诉经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按什么价格从谁买进以及向谁卖出。它指派每个人的工作，也规定每个人的工资。它勒令资本家在规定的条件下向指定的对象贷出资金。市场交换仅仅是一个幌子。所有的工资、物价、利率都是政府规定的，它们徒有形式而已，实际上成为政府规定每个人的工作、收入、消费和生活标准的相应法令中的数量名词。这些经理服从于政府，而非服从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的价格结构。这实际上是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社会主义。虽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事物的名称被保留了，但其所指，完全不同于市场经济里的那些相应的事物。 ——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