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rdWood8964
满華日1940共荣宣言，回到了1644前的清明两国边界，化干戈为玉帛，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由于1911支那独立、蒋介石刺杀宋教仁、1924俄奴颠覆。華国获得了前明国的合法继承权。
支那人生活最好的时代，是在牛羊丰茂的大辽国，而非人肉包子大宋国。请去美国边境看看走线的，可知，满洲国吸纳支那移民每年一百万，仁慈宽容的多甚川普对待非法移民。皇军庇护下，日湾鲜满華...大东亚共荣圈，互免签证，随意移民，也是欧盟，亚盟的老祖宗。
@KaiGu525623
国内也是提出这样要求的人，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中共的监狱和看守所，比如是满洲协和会的萧敌鲁！
刘仲敬：通向淞沪抗战之路【冬川豆】
淞沪抗战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证明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认知图景内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从列强的角度看，远东条约体系的焦点位于上海自由市。上海是远东和平的试金石，无异于但泽【但泽自由市，位于德国本土与东普鲁士之间、波兰入海口，1920年至1939年是一个半自主城邦，包括波罗的海港口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及邻近地区的近200个城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条约》于1920年11月15日建立，居民主要是德语人口】是欧洲和平的试金石。
但泽虽然主权属于波兰，但治权属于当地纳税人团体。但泽纳税人大部分是日耳曼人，但不能解释为德意志人。自由市处于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波兰、德国和但泽市议会都不能随心所欲。上海市议会（工部局）同样由当地纳税人团体产生，其中大部分是欧洲人。中国虽然享有主权，但上海的自由港地位和特殊司法制度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任何一方不跟列强协调，都不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这种安排的部分原因在于：投资者有理由不相信大清和民国官吏有能力实施符合欧洲人权标准的公正审判，或有诚意保护私有财产。撒切尔夫人后来提出的香港主权与治权分离计划，差不多就是这种模式，理由也差不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和独立媒体就是在这样的保护下产生的，他们在内地的同侪早已夭折。德国人要修改不平等条约，最终一定要落实到但泽。国民政府只要不垮台，早晚要修改上海的地位。
所以在西方列强的眼中，1932年的淞沪战争就不能算日本人的单方面侵略。日本人侮辱国联，诚然可恶。然而国民政府用色拉米香肠战术【即切香肠式战术。色拉米香肠为一种德国香肠，通常直径都比较粗，有5厘米左右，食用时一般每顿切下几片，直到把整根香肠吃完】不断蚕食，显然就是想把上海变成下一个汉口租界。
如果事情仅仅牵涉到两个法外人，列强大可作壁上观。英国人在不久前的九一八事变当中就是这样做的，以高贵冷艳的姿态发表相当于“只有我才是真正文明人”的感想，似乎就很对得起国际社会的期望了。问题在于上海是远东最大的自由港，牵涉到全世界的利益。因此列强勒兵观变，恩威并施地撮合了《淞沪停战协定》【1932】。《协定》的基本精神是交战双方的军队撤回战前驻地，自由市恢复非武装区的地位。这种态度变化没有逃过蒋介石的眼睛，使他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战争在其他地方爆发，列强大概不会干涉；如果在上海，那就不一样了。后来的淞沪战役其实是一次重大的公关行动，蒋介石念念不忘要让国际社会看到“我们打得很漂亮” 【据唐生智回忆，蒋介石当面对他说：“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因此不惜牺牲了军事上的合理性。这种策略翻译成市井小人的语言，就会变成这样。弱者在黑巷子里被强者打了，觉得吃了哑巴亏；下一次就把打架现场挪到治安法官门口，然后快乐地预期：自己被打死以后，杀人犯逃不了绞刑架。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大家求仁得仁，说明历史比许多人的想象公正得多。日本人眼中的世界跟英国人和蒋介石都不一样，他们十几年来都觉得自己才是受委屈的一方。他们从明治以来一直模仿绅士，一战时又立下大功。列强在优等生和破坏者之间讲公正，难道不就是鼓励流氓吗？也许，列强就是不愿意看到有色人种出现优等生吧？那还不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日本不能放弃满蒙，正如以色列不能放弃东耶路撒冷。他们并不想完全破坏条约体系，只想以战迫和。惩戒性战争就是要打败敌人，然后单方面撤退，让失败者认清形势。停战协定并不重要，因为失败者如果愿意遵守协议，惩戒性战争就根本没有必要。惩戒性战争不用担心失败，只需要担心胜利后无法顺利撤退。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中国的越南边界战争，都是惩戒性战争的典范。强者希望用正规战打赢后走人，弱者希望用超限战拖死胜利者。1932年战争固定了军部的策略，用安全区防范敌人的超限战：首先驱逐渗入安全区的敌人，然后撤退。《塘沽协定》（1933）以后的多次冲突重演了这种模式，没有改变斗争双方的相对地位。卢沟桥事件最初看上去不过是旧戏重演，最后多半以地方性妥协收场。宋哲元【1885-1940，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不准北上抗日的中央军越过保定，不在北平设防。这样一来，华北的事态就难以升级了。蒋介石明白日本仍然会是胜利者，除非他能将战场移到上海，将列强拖进战争。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决定在上海开战【7月30日，张治中致电蒋介石等，建议“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南京方面复电赞同：“应由我先发制人。”】。列强不出所料地出面斡旋，和谈预计在8月9日举行。然而“虹桥机场事件”【8月9日下午，驻沪海军陆战队的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试图进入虹桥机场，被假扮机场卫兵的国军正规军士兵开火打死①。事发后，淞沪警备司令部让一个死囚穿上机场卫兵的衣服，将其枪毙后陈尸虹桥机场门口，诬称日方开枪打死中方一人在先②】就在这一天发生，和议永远没有举行。数十万国军化装成保安队，进驻安全区。8月11日，日军要求中国撤除上海保安队与其防御工事。8月12日凌晨，中央军精锐部队的第87师、第88师包围了国际租界的日本人区域。日本驻上海领事再次召集国际委员会，要求中国军队撤退。下午5点50分，日本海军的第3舰队给日本军令部发电报，请求日本陆军派兵。下午8点40分，收到东京的回复，增援人员抵达时间要花费2周，故指示尽量不要扩大战斗。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日本陆战队总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除了军舰、船舶以外，也向上海市区投下炸弹，造成大量中国市民伤亡。同日，18架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和南京。从此，战争一发而不可收拾。中国方面的材料宣称，“虹桥机场事件”是日本人的挑衅。日本人自然不承认，麻烦的是欧洲人也把责任放在蒋介石身上。
8月9日的《朝日新闻》说：“陆战队第一中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由一等水兵齐藤要仓库驾驶的汽车经过上海公共租界纪念碑路时，遭到大批中国保安队的机枪和步枪射击。”
8月10日的《大公报》说：“日本海军官兵乘坐汽车来虹桥机场，打算进入场内。机场的卫兵打算阻止，日军方面开始开枪。枪战造成一名保安队员和一名日本人当场死亡，另一名日本人重伤之后死亡。”巴黎《古兰•格阿鲁》报特派员埃德阿鲁•耶鲁森撰写的《中国事变观察》说：“8月9日发生了守备虹桥机场的支那士兵杀害日本海军士官的不幸事件。如果日本官兵能够当心，事变或许能够避免。但无论如何，事变都是支那一方有意策划的。南京政府决心最晚也要在15日以前在上海点燃战火，这是不容置疑的。这样不仅是为了将日本一部分力量引向中国南方，更重要的是隐含了这样的动机也就是将日军拉向中立地带引发难以避免的国际争端。这是一个通过频频爆发的事件和各种误解来诱导西方舆论的妙计，得到了蒋介石本人的同意，甚至蒋介石本人也感到有些得意。我10月末在南京见蒋介石，向蒋介石询问。他回答说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当初日本政府和军部期望避免交战，认为进攻上海很危险。”
淞沪会战没有实现蒋介石的目标，但八年抗战大体上做到了。日本人愚蠢地损害了列强的利益，他就不用继续吃哑巴亏了。这种策略生效了，国民党在以后几十年一直引以为荣。其实，这就是他们毁灭的原因。
① 资深匪谍、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的顾高地《我所知道的八一三战役片段》：“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建议蒋介石，派正规军一个旅来沪，换上保安队服装，驻防虹桥机场，于八月初到达。此事不久即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发现，八月九日下午，由原驻白利南路日本丰田纱厂之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率士兵斋藤要藏驾车循越界筑路的白利南路、比亚士路、牌坊路、虹桥路直闯虹桥机场入口处。机场守兵见有日本军人接近，即发枪将大山击毙在车内。斋藤急调转车头循原路疾驰，机场守兵继续射击，斋藤弃车向田野间躲避，最后仍遭击毙。事发后，引起日方强烈抗议。”
② 时任第九集团军作战科长史说《八一三淞沪抗战记略》：“张治中建议抽调陆军部队化装为上海保安部队，增强兵力。蒋介石同意了，派第二师补充旅（后改独立第二旅，旅长钟松）由徐海地区南调到上海附近，以一部换上保安团服装进驻虹桥飞机场。日本人大概知道有中国正规军到达上海的消息，八月九日，派了一个军曹，名叫大山勇夫，骑了机器脚踏车到虹桥机场，要进机场大门，守门的就是化装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这些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闯，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淞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量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刑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曹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以便与日本人交涉。当警备司令部与日海军共同派人来查看的时候，发生了提交法警检验的问题。中国方面要交上海中国法院法警检验，日本人要交租界外国法警检验。双方争吵。同时，日本又提出撤出一切中国部队的要求。……以上这些情况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亲口告诉我的。大山勇夫是军曹，相当于中国的中士，不是军官。当时警备司令部参谋、现浙江省参事室主任刘劲持也记忆相同。”
刘仲敬：通向淞沪抗战之路【冬川豆】
淞沪抗战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证明同样的事件在不同的认知图景内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从列强的角度看，远东条约体系的焦点位于上海自由市。上海是远东和平的试金石，无异于但泽【但泽自由市，位于德国本土与东普鲁士之间、波兰入海口，1920年至1939年是一个半自主城邦，包括波罗的海港口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及邻近地区的近200个城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条约》于1920年11月15日建立，居民主要是德语人口】是欧洲和平的试金石。
但泽虽然主权属于波兰，但治权属于当地纳税人团体。但泽纳税人大部分是日耳曼人，但不能解释为德意志人。自由市处于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波兰、德国和但泽市议会都不能随心所欲。上海市议会（工部局）同样由当地纳税人团体产生，其中大部分是欧洲人。中国虽然享有主权，但上海的自由港地位和特殊司法制度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任何一方不跟列强协调，都不能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这种安排的部分原因在于：投资者有理由不相信大清和民国官吏有能力实施符合欧洲人权标准的公正审判，或有诚意保护私有财产。撒切尔夫人后来提出的香港主权与治权分离计划，差不多就是这种模式，理由也差不多。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和独立媒体就是在这样的保护下产生的，他们在内地的同侪早已夭折。德国人要修改不平等条约，最终一定要落实到但泽。国民政府只要不垮台，早晚要修改上海的地位。
所以在西方列强的眼中，1932年的淞沪战争就不能算日本人的单方面侵略。日本人侮辱国联，诚然可恶。然而国民政府用色拉米香肠战术【即切香肠式战术。色拉米香肠为一种德国香肠，通常直径都比较粗，有5厘米左右，食用时一般每顿切下几片，直到把整根香肠吃完】不断蚕食，显然就是想把上海变成下一个汉口租界。
如果事情仅仅牵涉到两个法外人，列强大可作壁上观。英国人在不久前的九一八事变当中就是这样做的，以高贵冷艳的姿态发表相当于“只有我才是真正文明人”的感想，似乎就很对得起国际社会的期望了。问题在于上海是远东最大的自由港，牵涉到全世界的利益。因此列强勒兵观变，恩威并施地撮合了《淞沪停战协定》【1932】。《协定》的基本精神是交战双方的军队撤回战前驻地，自由市恢复非武装区的地位。这种态度变化没有逃过蒋介石的眼睛，使他产生了一种想法。如果战争在其他地方爆发，列强大概不会干涉；如果在上海，那就不一样了。后来的淞沪战役其实是一次重大的公关行动，蒋介石念念不忘要让国际社会看到“我们打得很漂亮” 【据唐生智回忆，蒋介石当面对他说：“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因此不惜牺牲了军事上的合理性。这种策略翻译成市井小人的语言，就会变成这样。弱者在黑巷子里被强者打了，觉得吃了哑巴亏；下一次就把打架现场挪到治安法官门口，然后快乐地预期：自己被打死以后，杀人犯逃不了绞刑架。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大家求仁得仁，说明历史比许多人的想象公正得多。日本人眼中的世界跟英国人和蒋介石都不一样，他们十几年来都觉得自己才是受委屈的一方。他们从明治以来一直模仿绅士，一战时又立下大功。列强在优等生和破坏者之间讲公正，难道不就是鼓励流氓吗？也许，列强就是不愿意看到有色人种出现优等生吧？那还不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日本不能放弃满蒙，正如以色列不能放弃东耶路撒冷。他们并不想完全破坏条约体系，只想以战迫和。惩戒性战争就是要打败敌人，然后单方面撤退，让失败者认清形势。停战协定并不重要，因为失败者如果愿意遵守协议，惩戒性战争就根本没有必要。惩戒性战争不用担心失败，只需要担心胜利后无法顺利撤退。以色列的黎巴嫩战争、中国的越南边界战争，都是惩戒性战争的典范。强者希望用正规战打赢后走人，弱者希望用超限战拖死胜利者。1932年战争固定了军部的策略，用安全区防范敌人的超限战：首先驱逐渗入安全区的敌人，然后撤退。《塘沽协定》（1933）以后的多次冲突重演了这种模式，没有改变斗争双方的相对地位。卢沟桥事件最初看上去不过是旧戏重演，最后多半以地方性妥协收场。宋哲元【1885-1940，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不准北上抗日的中央军越过保定，不在北平设防。这样一来，华北的事态就难以升级了。蒋介石明白日本仍然会是胜利者，除非他能将战场移到上海，将列强拖进战争。
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决定在上海开战【7月30日，张治中致电蒋介石等，建议“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南京方面复电赞同：“应由我先发制人。”】。列强不出所料地出面斡旋，和谈预计在8月9日举行。然而“虹桥机场事件”【8月9日下午，驻沪海军陆战队的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试图进入虹桥机场，被假扮机场卫兵的国军正规军士兵开火打死①。事发后，淞沪警备司令部让一个死囚穿上机场卫兵的衣服，将其枪毙后陈尸虹桥机场门口，诬称日方开枪打死中方一人在先②】就在这一天发生，和议永远没有举行。数十万国军化装成保安队，进驻安全区。8月11日，日军要求中国撤除上海保安队与其防御工事。8月12日凌晨，中央军精锐部队的第87师、第88师包围了国际租界的日本人区域。日本驻上海领事再次召集国际委员会，要求中国军队撤退。下午5点50分，日本海军的第3舰队给日本军令部发电报，请求日本陆军派兵。下午8点40分，收到东京的回复，增援人员抵达时间要花费2周，故指示尽量不要扩大战斗。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日本陆战队总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除了军舰、船舶以外，也向上海市区投下炸弹，造成大量中国市民伤亡。同日，18架日本飞机轰炸上海和南京。从此，战争一发而不可收拾。中国方面的材料宣称，“虹桥机场事件”是日本人的挑衅。日本人自然不承认，麻烦的是欧洲人也把责任放在蒋介石身上。
8月9日的《朝日新闻》说：“陆战队第一中队长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由一等水兵齐藤要仓库驾驶的汽车经过上海公共租界纪念碑路时，遭到大批中国保安队的机枪和步枪射击。”
8月10日的《大公报》说：“日本海军官兵乘坐汽车来虹桥机场，打算进入场内。机场的卫兵打算阻止，日军方面开始开枪。枪战造成一名保安队员和一名日本人当场死亡，另一名日本人重伤之后死亡。”巴黎《古兰•格阿鲁》报特派员埃德阿鲁•耶鲁森撰写的《中国事变观察》说：“8月9日发生了守备虹桥机场的支那士兵杀害日本海军士官的不幸事件。如果日本官兵能够当心，事变或许能够避免。但无论如何，事变都是支那一方有意策划的。南京政府决心最晚也要在15日以前在上海点燃战火，这是不容置疑的。这样不仅是为了将日本一部分力量引向中国南方，更重要的是隐含了这样的动机也就是将日军拉向中立地带引发难以避免的国际争端。这是一个通过频频爆发的事件和各种误解来诱导西方舆论的妙计，得到了蒋介石本人的同意，甚至蒋介石本人也感到有些得意。我10月末在南京见蒋介石，向蒋介石询问。他回答说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当初日本政府和军部期望避免交战，认为进攻上海很危险。”
淞沪会战没有实现蒋介石的目标，但八年抗战大体上做到了。日本人愚蠢地损害了列强的利益，他就不用继续吃哑巴亏了。这种策略生效了，国民党在以后几十年一直引以为荣。其实，这就是他们毁灭的原因。
① 资深匪谍、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的顾高地《我所知道的八一三战役片段》：“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建议蒋介石，派正规军一个旅来沪，换上保安队服装，驻防虹桥机场，于八月初到达。此事不久即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发现，八月九日下午，由原驻白利南路日本丰田纱厂之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率士兵斋藤要藏驾车循越界筑路的白利南路、比亚士路、牌坊路、虹桥路直闯虹桥机场入口处。机场守兵见有日本军人接近，即发枪将大山击毙在车内。斋藤急调转车头循原路疾驰，机场守兵继续射击，斋藤弃车向田野间躲避，最后仍遭击毙。事发后，引起日方强烈抗议。”
② 时任第九集团军作战科长史说《八一三淞沪抗战记略》：“张治中建议抽调陆军部队化装为上海保安部队，增强兵力。蒋介石同意了，派第二师补充旅（后改独立第二旅，旅长钟松）由徐海地区南调到上海附近，以一部换上保安团服装进驻虹桥飞机场。日本人大概知道有中国正规军到达上海的消息，八月九日，派了一个军曹，名叫大山勇夫，骑了机器脚踏车到虹桥机场，要进机场大门，守门的就是化装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这些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闯，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淞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量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刑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曹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以便与日本人交涉。当警备司令部与日海军共同派人来查看的时候，发生了提交法警检验的问题。中国方面要交上海中国法院法警检验，日本人要交租界外国法警检验。双方争吵。同时，日本又提出撤出一切中国部队的要求。……以上这些情况是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童元亮亲口告诉我的。大山勇夫是军曹，相当于中国的中士，不是军官。当时警备司令部参谋、现浙江省参事室主任刘劲持也记忆相同。”